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以及现代国家治理，法治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体育法治建设也在探索中前行，形成了体育政策与体育法治交融，体育理论与体育实践互动，奥运争光与全民健身并进的体育发展特点。形成了反映和体现党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和党的体育政策法治化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创新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改革要求、体育事业发展和依法治体的法治要求、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的体育国际化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法治建设道路、制度和理论。回顾和总结40年来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的发展，提炼体育法治建设的中国特色与经验，把握中国特色体育事业发展规律，探索中国特色体育法治建设道路，坚定中国特色体育事业发展和体育法治建设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迎接新时代中国体育改革深入发展和体育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制定、颁布了一系列体育政策和体育法律法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法治发展道路、制度和理论。本文旨在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体育法治建设作系统的归纳和总结，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对体育法治建设的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贡献作出学理上的提炼和升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法治发展道路。研究思路:1)历史梳理。结合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法治背景，以体育政策、体育法治和体育理论研究为线索，梳理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的历史脉络，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政策与体育法治融合，体育理论与体育实践互动，奥运争光与全民健身并进的体育发展特点。2)主要成就。总结体育改革与体育立法、执法、理论研究等方面的发展与进步，客观评价体育法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3)中国经验。在体育法治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体育法治的实践与成就，提炼体育法治建设的中国特色与经验，把握中国特色体育事业发展规律，探索体育法治建设中国化道路。
我国的体育法治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法治的宏观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和发展，体育强国战略的提出和“举国体制”的推动，使我国的体育法治建设得以迅速发展。
1960年罗马奥运会火炬
1、“市场经济”是体育法治建设的经济、社会背景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中国经济体制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既是一个伟大创举，又是一个全新课题”。它决定了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也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改革开放”成为了时代的主题。
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火炬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理论。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相应地将“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予以删除，从而在宪法上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推进，奠定了体育法治建设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也对体育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1993年，原国家体委发布了《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体育工作必须适应这一重大变革”，并提出了“进一步改革体育行政管理体制”等10项改革目标和任务要求。
1964 年东京奥运会火炬
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更是直接规定“国家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第3条第2款)，明确了政府职能转变和体育社会化改革的方向。我国体育法治建设是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在推进和深化体育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的。
1968 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火炬
2、“依法治国”是体育法治建设的政治、法治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82年，宪法将其概括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法制”改为“法治”)。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火炬
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并由1999年宪法修正案予以确认。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确立为法治建设的新目标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内容，我国立法步入了引领、助推改革的新时期。
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火炬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依法治国”上升到“党执政兴国”“人民幸福安康”“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予以强调，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加以认识，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法制”到“法治”，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及“法治中国”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对依法治国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法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体育法治建设的基础，没有国家的法治也就没有体育法治。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火炬
3、“举国体制”和“体育强国”战略是体育法治建设的体制、政策背景
在“举国体制”下，我国竞技体育快速发展，奠定了体育大国的基础，推动了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形成。2008年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作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标。“体育强国”战略并不限于竞技体育水平，还包含全民健身与国民健康、体育法治、体育服务与体育产业、体育经费与体育设施、体育科技与体育教育、体育活动的组织动员能力等综合实力指标，其根本目标是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988 年汉城奥运会火炬
“体育强国”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后奥运”时代体育发展从竞技体育向群众体育和体育综合实力的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体育强国建设，强调指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要把握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不断开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并进一步提出了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3项具体要求:1)要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2)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要更好地发挥举国体制的作用，提高竞技体育为国争光能力，让体育为社会提供强大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将发展体育事业上升到与国运紧密相连的高度，将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联系在一起，提高了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定位。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需要法治发挥作用，“体育强国”应当是“体育法治强国”。体育法治是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和指标，也是体育强国实现的基本路径。
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火炬
1、体育立法取得突破性进展，体育法律制度体系建成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现行有效的体育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目录”的统计，截至到2017年底，我国现行有效的体育法律为1部《体育法》，7部体育行政法规(包括《学校体育工作条例》(1990年)、《外国人来华登山管理办法》(1991年)、《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2002年)、《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2003年)、《反兴奋剂条例》(2004年)、《彩票管理条例》(2009年)和《全民健身条例》(2009年)。32件体育部门规章，以及148件体育规范性文件(包括“群众体育”19件，“竞技体育”20件，“青少年体育”11件，“体育经济”24件，“劳动人事”44件，“其它”30件)。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
《体育法》是我国体育立法的重要突破和体育法治的重大发展，作为体育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立法，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和体育法治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树安在接受记者采访，对《体育法》颁布实施20年来体育工作和体育法治建设情况的介绍中表示:“我国已逐渐形成以体育法为统领，以全民健身条例、反兴奋剂条例等体育行政法规为支撑，以体育总局和有关部委单独或联合制定的大量具体调整各类体育关系和实施体育管理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大量地方性体育法规和政府规章为基础的体育法规体系。”就我国体育立法整体而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格局下，体育法律制度体系已经形成。为了保证体育立法的计划性，1996年6月，原国家体委《1996—2000年体育立法规划》提出了8个方面数10项体育立法任务，旨在建立我国的体育法规体系。
1996 年百年奥运纪念火炬
2018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印发《国家体育总局2018年度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提出了2018年度国家体育总局的28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修改计划。为了保障体育立法的科学性，提高立法质量，1999年，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体育法规制定程序规定》，后相继被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所取代。为了保证体育立法的实效性，根据社会情势的变迁和国家法律政策的调整，及时修改和废除相关体育立法。如2009、2016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法律的相关决定，对《体育法》做了2次修改。根据国务院修改和废止行政法规的相关决定，2013、2016年对《全民健身条例》做了2次修改;2017年对《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做了修改。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07、2010、2014、2016年4次关于修改和废止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决定，共废止了90件、修改了3件规章和规范性文件。2018年根据国务院令第699号，修订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
2000 年悉尼奥运会火炬
2、加强体育执法工作，体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效显著加强体育执法工作，将队伍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将执法与普法相结合。建立专门的体育执法队伍，据统计，我国有83.9%的省市区建立了专门的体育执法队伍，执法形式主要有联合执法、授权执法和委托执法等;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和执法责任制度，提高执法水平、明确执法责任、强化重点领域执法。在体育执法的同时，加强体育法治宣传，增强公民体育法治意识。
2004 年雅典奥运会火炬
为了总结和进一步推动体育执法与普法相结合工作，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关于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大力推进体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除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和少数特殊项目赛事外，包括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在内的全国性体育赛事审批一律取消。”体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出深化体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全面清理体育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要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火炬
2018年3月，国家体育总局《关于2017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自本届政府成立以来，体育总局共取消了4项行政审批事项，下放了1项行政审批，清理了全部非行政许可审批。”经过多年努力，目前我国体育行政审批事项包括“举办全国性、跨省(区、市)的健身气功活动审批”“举办攀登7000m以上山峰活动和外国人来华登山活动审批”“携带射击运动枪支弹药出入境审批”“兴奋剂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和“举办国际性或全国性航空体育竞赛活动审批”5项，体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火炬
3、深入体育法学研究，建构体育法学理论体系在体育法学研究中，笔者统计了1979—2017年39年间“体育法”方面的研究论文242篇。这242篇论文主要集中于“体育法基本理论研究”“《体育法》研究”和“外国法比较法研究”3个方面。其中“体育法基本理论研究”107篇，占44.2%;“《体育法》研究”84篇，占34.7%，具体包括《体育法》制定、宣传类，《体育法》实施、执行类，《体育法》修改、完善类，分别为11篇、11篇和62篇，各占4.5%、4.5%和25.6%;“外国法比较法研究”51篇，占21.1%。另据统计，在学术会议、各种报刊特别是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体育法学论文，在累计4000多篇的发表总量中，将近80%为2005—2015年间所发表，正式出版的体育法学理论著作、教材和学习读物，累计近70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火炬
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紧密围绕和服务于体育改革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体育理论与体育实践互动，坚持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丰富中国理论，扎实建构体育法学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成果的学术和社会价值日益体现，为推动我国体育法治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撑。
1990年北京亚运会接力传递火炬
1、体育法治建设体现了党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和党的体育政策法治化要求
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体育法治建设也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予以明确。坚持党对体育工作和体育立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党的体育工作路线、方针和决策部署，是我国体育法律体系形成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体育法治不断发展、完善的力量源泉。党对体育工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党的体育政策体现出来的。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以下简称《中共中央通知》)，提出了加快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工作措施，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002年韩国釜山亚运会火炬
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中共中央国务院意见》)，提出加快体育事业全面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是党和政府以及全体人民共同任务，明确了新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总体要求，强调要不断增强党在体育领域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切实加强对体育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确保体育事业沿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持续发展。
第16届亚运会“潮流”火炬
党的体育政策反映和体现国家体育发展战略，其中很多已通过体育立法予以确认和落实，体育立法是党的体育政策法治化的结果。回顾我国体育发展历程，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始终是党的体育工作中心任务和国家体育发展的战略重点，在我国体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导向作用。《中共中央通知》中就明确强调“必须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要求一方面发展城乡体育、重视学校体育和少年儿童体育，努力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另一方面要集中力量发展优势项目，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提出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体育强国，以增强全民族的体质，强国强民”的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意见》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根本目标，强调通过“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实现“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和相互促进”。上述党的体育政策通过体育立法予以确认。例如，根据《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的规定，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学生运动技术水平、为国家培养体育后备人才是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第1条);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是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原则(第4条)。《体育法》将“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体育运动水平”作为立法目的(第1条)，将“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作为体育工作方针(第2条)，并专章规定了“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全民健身条例》(第1条)也规定:“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保障公民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提高公民身体素质。”
第五届东亚运动会火炬
体育政策与体育法治的融合发展，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的体育政策法治化，是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的重要特征和基本经验。40年来，在党的体育政策指导下，在体育法治的推动下，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竞技体育迈入世界体育强国行列，人民体质普遍增强，体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97年韩国釜山东亚运动会火炬
2、体育法治建设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是我们党执政的基本理念;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兴体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1952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明确了中国体育发展的性质、任务和方向，对中国体育的发展以及中国特色体育道路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只有以公民人权保障和人民的美好生活为终极追求，才能契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保障公民体育权利，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促进人民身体健康，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体育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1986年汉城亚运会火炬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而增强人民体质的方式是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第21条第2款)。《体育法》进一步将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上升到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的高度予以规定(第2条)，并从体育经费、资金、经营活动，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开放、保护，以及体育教育等方面，对体育事业发展的“保障条件”做了专章规定。《全民健身条例》更是提出了“保障公民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合法权益”的人权保障理念，首次在立法中确认了公民享有体育权———“健身权”，并将其作为第1条立法目的贯穿于《全民健身条例》始终。专章规定了“全民健身保障”(第26～34条)，从财政投入、公共体育设施、全民健身活动科学指导等方面，规定了全民健身保障的具体措施。《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第3条)，是对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管理、保护、利用等所做的专门立法，以期“繁荣文化体育事业，满足人民群众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的基本需求”(第1条)。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种灯
坚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出发，从巩固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从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执政为民”“以人为本”“体育惠民”的执政理念和体育发展理念，是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第一届冬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
3、体育法治建设体现了创新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改革要求
改革开放是中国新时期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早在1986年，原国家体委制定颁布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但在当时“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是无法实现体育体制根本性转变的。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体制改革为目标的我国体育改革被提上日程。1993年5月，原国家体委印发《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以及《关于运动项目管理实施协会制的若干意见》《关于训练体制改革》《关于竞赛体制改革》《关于群众体育改革》《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速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等5个附件，确定了以转变运行机制为核心、以“生活化、普遍化、社会化、科学化、产业化和法制化”为方向的体育改革发展之路，提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育体制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育体制转变。
第16届泛美运动会火炬
1995年出台的《体育法》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当时体育改革的成果。如在总则中提出“国家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第3条第2款)，并对运动员可流动转会(第29条)、社会力量集资举办体育活动(第3条第2款)等做了规定。同时还前瞻性地对“不许使用兴奋剂”“黑哨”等做了原则性规定(第34条)。在有关体育市场发展方面，最初的《体育法(草案)》曾设专章予以规定，后来鉴于当时体育市场发展的实际状况，《体育法》最终仅保留了“经营活动”一条(第44条)。但也正是基于该条规定，国家先后出台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反兴奋剂条例》等，为体育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对进一步深化体育改革、全面推进体育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过去我们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认识发展为“决定性作用”，这对于我国体育市场化改革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运动会火炬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通过明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推动开放、竞争的体育市场体系的建立，使体育产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之后，国家密集出台了包括体育产业统计、税收、场馆设施，体育旅游、健身休闲、健身养老，水上、航空、山地户外、自行车、马拉松、击剑运动等多项体育产业发展政策和规划措施。2014年底，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以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单项体育协会改革试点为突破口，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
2011年深圳大运会火炬
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共出台各类改革性文件23份，截止2017年底，28家脱钩试点改革协会已有10家完成脱钩任务，3家脱钩实施方案已得到批复，7家协会完成脱钩方案报送。2018年1月2日，体育总局发布关于印发《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对于体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体育法治建设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相伴而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地创新、发展。一方面，体育法治建设是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是在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特别是体育领域改革开放经验基础上进行的;另一方面，体育法治建设也为改革开放下的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对体育改革发展发挥了积极的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作用。
2013年第二十七届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火炬
4、体育法治建设体现了体育事业发展和依法治体的法治要求
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体育法治的促进和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要求体育法治建设与之相适应，实现依法行政、依法治体。我国体育法治建设坚持有目标、按计划、分阶段，积极推进、稳妥慎行的原则，呈现出“全方位推进与渐进性推进”相结合的特点，根据不同时期党的体育工作中心任务和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立足现实、突出重点、解决急需。
2012年中国山东海阳第3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全新火炬
例如，2001年7月，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为了筹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并以此为契机全面推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200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制定新时期奥运争光计划”的要求。2002年11月，继《奥运争光计划纲要(1994—2000年)》之后，国家体育总局制定颁布了《2001—201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提出要强化奥运战略，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攀登世界竞技体育高峰。并相继出台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2002年)《反兴奋剂条例》(2004年)《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2006年)《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2007年)《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2007年)等，为北京奥运会营造法治环境、提供法治保障。转变政府体育管理职能、建设体育强国、依法治体，是体育事业发展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体育法治建设既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法治建设推动的结果，又是体育事业发展的保障和对国家法治建设的回应，它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体育发展和依法治体的制度化、法律化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运动会火炬
5、体育法治建设体现了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的体育国际化要求
我国的体育法治建设是基于我国体育文化传统、体育事业发展需要和社会现实情况，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体育交流和对国外体育法研究借鉴中发展起来的。1979年我国在国际奥委会上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中国体育重返国际体坛，重新融入了世界体育大家庭。体育运动和体育发展的国际化，需要我们了解国际体育规则并考虑与国内法的衔接适用，我国《体育法》就规定“国家鼓励开展对外体育交往”，并要求在对外体育交往中应当遵守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第9条);体育法治建设也需要研究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在立足于中国国情基础上吸收国外体育法治文明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运动会火炬
例如，反兴奋剂是世界体育的共同话题，国家体育总局2014年发布《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将2004年《反兴奋剂条例》规定的兴奋剂违规行为从3种增加到11种，这其中有的和《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规定一致，借鉴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相关规定，有的则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所做的规定，如“组织使用兴奋剂”行为。《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还规定了听证制度，并要求各反兴奋剂组织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听证规则。为了与国际通行做法保持一致，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兴奋剂违规行为听证规则(暂行)》。其中第1条就明确指出，本规则是根据《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参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有关条款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运动会火炬
我国的体育法治建设体现了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的结合，国外经验与中国问题的结合，既符合中国体育发展和体育法治建设的实际，又顺应了世界体育发展和世界体育法治文明的时代潮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运动会火炬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的发展和进步，坚定了我们在体育法治建设中国化道路上继续前行的自信与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时代。按照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以立法引领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积极推动中国体育在改革和法治的轨道上健康、快速地发展。（作者：田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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