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射礼竞赛的构成条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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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赛者——从贵族到精英
射礼竞赛中最早出现的参寒者是柞伯、小子、小臣，在西周早期的柞伯篡铭文中有记载。周王举行大射礼，柞伯10次举弓，10次射中，获得了周王十钣红铜的奖赏。据袁俊杰博士的考证，柞伯篡是西周早期康王时代的产物，其中的伯应该是有史料记载的较早参赛者。早期参赛者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们的身份，柞伯是当时较大的贵族，其他参与者小子、小臣都是贵族及其子弟。其他西周青铜器所载与射礼竞赛参赛者相关的史料均为贵族，如令鼎铭文中的职官和小子；噩侯鼎铭中的驭方和周王；长由訢铭文中的邢伯和大祝；静篡铭文中的王、职官等。从众多史料中可以确知，早期的参赛者都是贵族身份，后来到了礼乐文化盛行的时代，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和乡射礼等赛会成为定期举行的大型社会活动，就像今天的全运会一样。参赛者的身份也从最高的统治阶层扩展到社会的中坚力量，尤其是以乡射礼为代表，参赛者扩展到整个“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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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赛者的角度看，射礼竞赛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最早的参与者是王和贵族。随着射礼竞赛社会教育价值的凸显，更多的社会精英加入到射礼赛会中。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思想活跃，社会统治力量越来越多地依靠政治精英而非血统贵族。这些思想家的政治理想需要上通下达，射礼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社会性活动，既能教育贵族子弟，又能影响社会中坚力量——“士阶层”。因此，射礼赛会自然与实现培育君子的政治理想相融合，参赛者需要具备“其争也君子”的道德品质。当时的社会精英如孔子，便亲身参与过射事。《礼记·射义》篇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
上海市邮电四届运动会第二名奖牌
体育竞赛在早期只能在社会闲暇相对充裕的贵族内部展开。这种贵族内部开展的特性为射礼竞赛成为礼仪道德教育的社会性活动创设了条件。当“出身贵族”让位于“知识贵族”时，射礼从祭祀中的仪式转化为通过赛会的形式来教化社会精英、培育君子的社会活动。这也是射礼竞赛能够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兴盛的重要原因。
195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直属机关体育运动大会奖牌
2、裁判员——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融合
体育竞赛中的裁判员相对专业，而且更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和娱乐活动的特点。先秦射礼竞赛明确设有裁判员这一角色，这也是认定其体育竞赛性质的原因之一。最早的史料是西周中期穆王时代的静篡铭文，“王命静司射学言”。“静”的身份是小臣。“司射”便是“静”的职务，即掌管射礼事务。司射的身份在西周早期很难界定，既有主持的意思，又有裁判的意思，还有教官的意思。在后来的礼书中，司射主要是裁判射礼竞赛的角色，而且在整个赛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仪礼·乡射礼》篇为例，“司射”共出现63次，是整篇中出现最多的角色。另一位重要角色，即主持性质的“司马”仅出现39次。《大射》篇中“司射”出现44次，同样是最多的。“司射”作为裁判员不仅要在竞赛中多次亮相，而且要熟谙礼法。“司射”这个角色一般由“射人”充任，“射人”在《周礼》中的解释为：“掌国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以射法治射仪。“射法”即射箭的技术性操作，“射仪”即射箭的精神性内涵，这说明中国古代最早的裁判员要能文能武。
1956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机关田径测验优胜纪念第二名奖牌
在乡射礼中，司射确实需要亲自进行诱射，即给所有的参赛者示范怎样进行射箭才是符合礼仪的，这对裁判员的专业素养要求是极高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射礼竞赛的发达程度。总体而言，先秦时期体育竞赛的裁判员已经发展到了专业化的阶段，不仅要公平执法，而且要精通所执法项目，与今天的裁判员别无二致。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裁判员更需要领会规则背后的理论基础，即“以射法治射仪”。
1958年上海铁路体育运动竞赛田径第十名奖牌
3、竞赛场所——学校之源，育人之地
有专门的竞赛场所才能保证竞赛的有效开展，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延续下来。射礼竞赛最早关于竞赛场所的记载出现于商代的甲骨文中，商代的射礼轮流在这3个地方进行，最后回到。这3个场所都是在近水泽的地方。后来的射礼场所也是建于近水泽处。《礼记正义》载：“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官。”宋镇豪先生认为：“文献言习射于泽，与甲骨金文在浮、灌等几个水泽处的习射礼颇相似。……泽宫和射宫可能是泽畔所建与习射相关的建筑设施”。从史料的确凿记载看，最早的射箭竞赛场所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从文献记载的前后推理来看，商代的射箭场所与后来的射礼场所有一定的延续性联系。
1951年上海市海员俱乐部主办劳动杯海员篮球联赛纪念章
此外，不仅射礼竞赛的场所存在一定的延续性联系，射箭场所与学校同样渊源深厚。《孟子·滕文公上》对于这种延续性有明确记载：“设为痒序学校以教之：痒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日校，殷日序，周日痒，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三代时期的学校有着明显的延续性，虽然叫法不同，但功能一致。不仅如此，商代的“序”作为学校，主要是开展射的地方，所谓“序者，射也”。通过这种文献间的前后联系，可以推断，射箭竞赛的场所与学校同源，而且“射”也确实是“六艺”之一。既然学校在三代有明确的延续性，那么，射箭场所同样有历史延续性。因此，笔者认为，周代射礼竞赛场地是从商代发展而来，且自产生之日起便与教育密不可分。
1956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机关体育大会第二名奖牌
体育竞赛开展的场所与学校合二为一并非偶然，亦不足为奇。古希腊的竞技场同样也是古希腊哲人教育民众的最佳场所。根源在于体育竞赛的社会性，在我们界定体育竞赛的概念时，已经指出这一特性。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将大众在同一时间内聚集到同一场所，而且，不管是参赛还是观赛，体育竞赛都是一种集体性的活动，人们会有一种更为专注的投入。这也是对人施加教育影响的最佳机会，因此，中、西方才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体育竞赛场所作为教育之地。射礼竞赛场地与学校的同源助推了射礼竞赛的兴盛，也使其占据了更多的历史篇幅。
1953年上海市徐汇区第二名奖牌
4、竞赛规则——社会观念的投射
射礼竞赛最早的规则可追溯到商代未期甲骨文中的“亡废矢”，即全部射中而没有未射中的箭。根据袁俊杰博士的考证，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的卜辞中有一个词“不”，意思说的是“无废矢”。另外，商代末期的青铜器——作册般铜，刻有“王射，射四，率亡废矢”的铭文。在西周青铜器柞伯篡铭文同样有“无法（废）矢”的记载，意思是箭无虚发。宋镇豪先生认为：“此器用语无废矢，与晚商铜铭文相一致，也是射礼场合班赞品论竞射优胜的评语”。由此可见，两处青铜器与甲骨卜辞中的记载有着内容上的一贯性。这表明，在商代已经出现了专门用于表示竞赛的规则，即无废矢。
1953年静安区第四名奖牌
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出土的卜辞中，还有一个关键词可以向我们展示当时竞赛规则的专用语，即“获”字。“获”在商代卜辞中多次出现，成为一种表达射中的专有名词。到了后来的射礼赛会中，如《仪礼》所载，“获”字也确实用来报告比赛的结果给所有在场的人听，而且专门设有“唱获者”这一角色。至西周时期，射礼竞赛发展出了一套更为完备的规则系统，具体表现在“三番射”中，即第一番射，只报告结果，但不计数；第二番射开始计算射中个数，规则为“不贯不释”，意思是射中但没有贯穿箭靶的也不计数；最为精妙的环节在第三番射，要求匹合音乐进行射箭，既考虑射中，又增加了是否与音乐合拍的规则。整个“三番射”是一种通过规则设计，实现参赛者精神升华的过程。先秦文化的精髓在于“礼乐”，孔子说“立于礼，成于乐”。《礼记》中有“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之所以第三番射要配合“乐”，原因在于对人内在品德的培育。
1957年上海市北郊区体育运动大会第一名奖牌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理性启蒙的活跃期，因而，人在合礼仪方面的道德修养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社会议题。在这种社会观念背景下，射礼竞赛中的规则设计自然也就投射出了当时整体的社会制度设计理念。
上海市长宁区机关第二届运动会第三名奖牌
5、竞赛结果——通过公开保证公正
分出胜负是体育竞赛不同于一般社会活动的另一特点，给出一个明确的竞赛结果，能够进一步激发人们参与这项活动的兴趣。射礼竞赛不仅即时给出竞赛结果，而且更加突出公开性原则。商代射礼竞赛虽然有了“获”这样专门表达射中的语词出现，但并没有判断胜负的概念出现。从现有史料来看，最早明确给出竞赛结果的射礼竞赛出现在西周时期，如柞伯篡铭文中，伯10次举弓射箭，10次射中，没有作废的箭。于是周王把十钣红铜奖给了作伯。噩侯鼎铭文中，驭方和周王射箭，二人都未射中，依礼均饮罚酒。比射之后往往都会有奖励一同出现，这就更加意味着比赛的结果必须马上给出，否则无法奖励。
杨浦区体育运动大会第一名奖牌
从史物的记载看，西周早期射礼竞赛的结果是以能否射中目标以及谁射中的箭数多来判定胜负的。
此后，东周时期的竞赛结果开始出现标准化。据《仪礼·乡射礼》记载，主宾分成两队，每队三人，匹配成三耦，每人轮流射四支箭，最后计算射中个数。对于竞赛结果的计算也有一套标准系统：专门设有“唱获者”高声报出是否射中目标，另外还专门有“释获人”，每射中一矢，放一枝肸筹在地以计数。最后，“释获人”在主裁判的监督下计算总数并宣布最终结果。整个竞赛结果的产生具有极高的透明度，符合公开性的原则。只有结果的公开，才能保证竞赛的公平。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这种竞赛结果的公开性已经被发挥到了极致，不仅有专门的人、专门的工具来展示结果，而且要让在场所有人都能够听到，同时还有裁判员的监督。就射礼竞赛结果的历史意义而言，通过竞赛结果的公开保证了竞赛本身的公正，从而使得这种体育竞赛能够在当时推行。
1953年上海市崇山区第二名奖牌
6、小结
射礼竞庭在中国古代是典型的有组织的竞争性身体活动。这种竞争性最早的目的是用来选拔人才或其他政治用途，后来竞射演变为一种意义更为丰富的社会活动。到了“轴心时代”，被孔子等先贤加以改造利用，其中的原始意义慢慢退去，“礼”的意义逐渐增多。出于“礼”在仪节上的要求，射礼竞赛的组织化程度极高，程序也越来越完备，最终发展为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射礼赛会，并盛极一时。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文化精随在射礼竞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争也君子”是代表。本研究将专门围绕射礼竞赛的历史文化意义，探究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独特文化内涵。（作者：张波、姚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