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第四届人民体育大会纪念章
在2012年的首届国际体育传播高端论坛上,美国体育传播峰会秘书长比林斯教授引用了美国冰球名宿WayneGretzky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不要滑向冰球现在所在的位置,应当滑向冰球将要去的地方,以此作为他中国首秀的开场白。在这场中西方就体育传播研究的第一次对话中,比林斯教授贡献了《“冰球在哪里:高级体育媒体学术的十大主题》的报告,梳理中国体育传播研究未来的主要议题既是对西方体育传播研究趋向的回应,也可以为我国体育传播研究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报告的呼应。如同比林斯教授的报告所示,传统的体育传播研究议题主要以体育媒介为中心,而非以体育传播为中心。
浙江军区第七兵团第一届文艺体育大检阅纪念章
事隔5年之后,新媒体的发展以及对体育的重新认识,新的体育传播研究范式的提出,解决了体育传播研究议题以体育媒介为中心的困扰,从哲学层面上关注学科融合与知识生产的互鉴,在学科来源上引入了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
1951年金华专区首届人民体育大会纪念章
从学科的性质进行辨析,体育传播学以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学科知识体系建构,学科性质继承了其母学科的基因。传播是文化存在与流变的载体,而文化又随着国家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而变迁。由此看,研究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的背景首先要考量国家和社会的时代背景,其次需要考察的是作为母学科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最新的研究范式或理论演进,当然,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对象领域是“体育,辨析当前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需要,也是把握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热点及趋势的重要依据。
1952婺源县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纪念章
1、传播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施拉姆顺应当时社会对大众传播迫切的认识需要和兴趣,通过建立传播学研究及承接研究课题等方式,逐步完成了传播学的学科化建制,确立了传播学作为应用型科学的性质。由此,以大众传播功能主义为指向的研究路径被后来的研究者们继承,并被简化归结为5W模式的知识架构体系,即经验主义范式,进而成为初始阶段传播学的知识本体基础。传播实践的发展导致了经验主义范式与学理性要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突破传统范式的束缚成为传播范式革命的必然选择。
崇德县第一届全县运动会纪念章
随着学界对传播学反思的加深,传播学研究的范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陈蕾认为“由于传播研究的多重认识论和多学科起源,以及传播现象的无限广袤性,要对传播观念进行全面而统一的本体论界定,使之涵盖所有视角、旨趣、理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传播学的方法和领域不断扩张,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合与互动越来越深入,正应和了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1951年浙江省金华专区首届人民体育大会奖牌
2、互联网+带来的社会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十九大报告对党和国家发展历史方位作出的概括和判断。在传播研究领域中,“新时代则意味着传统媒体发展逻辑的终结和“互联网+传播方式变革所带来的社会结构、传播方式、传播市场重组、传播生态规则、受传场域与受众接受心理的重构。喻国明在《未来传播领域发展大势与行动路线图》一文中将“互联网+时代用户的需求分为了“兼容性需求、高场景度需求、社群性需求、个人时空需求与生命时空的拓展需求。与兼容性需求对应的消费需求模式是“小体积内容的情景嵌入,与高场景度需求对应的消费需求模式是“量身定制的内容筛选,与社群性需求对应的消费需求模式是“联结用户与社群的社会前台,与个人时空需求对应的消费需求模式是“借由空间逃避社交,与生命时空的拓展需求对应的消费需求模式则是VR/AR的设备普及与内容崛起。
上虞县首届人民体育大会纪念章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媒介分类已经失去意义。专业媒体依然存在但日渐式微的情景下,社会组织被互联网赋权,拥有了自身的话语平台———机构媒体,与此同时,社会个体也借助快手、抖音等成为了拥有自媒体的传播者。以上三者共同形成了新的媒体生态,并在互动中形成了独立的游戏规则。在传播手段与传播内容上,关系、链接、情感成为关键概念。互联网的新时代,传播比任何一个时代都重要,传播真正成为连接社会的粘合剂。
新昌县首届人民体育大会纪念章
3、体育发展的新机遇
北京奥运会以后,体育强国建设成为我国体育发展的主要目标。2016年国务院提出了“实现体育工作全地域覆盖、全周期服务、全社会参与、全球化合作、全人群共享的体育发展理念,全民健身和体育文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体育消费与商业、内容、技术融合正在进行中,体育产业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与传媒携手,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传播都需要体育传播提供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体育所承担的国家形象建构的重任为体育传播学术研究提供了动力。公众体育观念产生变化。
1951年宁波区市首届人民体育大会纪念章
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80年代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媒体和公众都将体育成就与国家荣誉相连。北京奥运会以后,媒体与公众的体育价值观有所改变,锦标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受到批判;由于自媒体的发展,个体价值不断凸显,产生了从国强到民富的价值观的转变。民本主义受到重视,体育成就成为个体价值的一部分。此外,体育的社会作用逐渐凸显,体育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功能阀、缓解社会压力和社会矛盾的功能阀、新兴产业的调节阀的观念以及体育的游戏与娱乐功能逐渐得到认可和普及。
1956年安徽省第一届少年体育运动大会第二名奖牌
体育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属于一个国家文化的表现范畴。“体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体育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无论是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中蕴含的天人合一、修身正气的文化内涵,还是现代体育健康体魄、健全人格的现代精神在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体育的文化使命构筑了体育传播研究的时代背景。
1959年安徽省第一届运动会第二名奖牌
4、体育媒体的变革
从2004年Twitter诞生到2006年Facebook的问世再到2007年苹果公司发布第一款iPhone,颠覆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2008年以后,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终端的普及,世界体育传播的图景产生了深刻变化。2010年,新浪、网易、搜狐、腾讯四大门户网站全线引入微博,微博传播时代的到来,使其迅速成为人们传递信息、互动交流的重要平台,并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大放异彩,新闻客户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被广泛应用;微信参与到2014年巴西世界杯移动化传播的大潮,2015年随着4G网络的快速发展和WIFI的普及,各类直播平台的兴起,微视频发展得如火如荼,“两微一端逐步向“三微一端迈进。改变了体育媒介格局和体育传播格局;2016年VR虚拟技术和增强技术以及机器人写作在里约奥运会中运用,建构了体育传播的新逻辑;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电视、直播平台、移动终端等媒体深度交融,社交性凸显,彻底颠覆了体育传播的渠道和传播方式。
1955年宿县专区第二届田径体育运动大会第四名奖牌
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被视为一切媒介的媒介,传统媒体的到达率产生翻转,受众有限的精力集中在了较少的媒体资源上。智能手机和移动终端对体育传播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多屏互动成为体育信息接受的惯有模式;第二,热门体育赛事对体育资讯APP用户活跃拉动效果显著;第三,媒介融合使内容产业与其上下游产业融会贯通,构建了集内容、渠道、平台、终端、用户为一体的传播闭环,PGC、UGC成为内容生产的主要模式;第四,社交化成为体育媒介标配,受众花在社交网络的时间随着新媒介终端的演进而增加,传统的体育新闻也通过内容互动等方式实现了“社交化。
1957年安徽省田径运动会第五名奖牌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发展使人人皆可进行信息表达的社会化分享,实现传播的技术民主;社交媒体也激化了个人操控社会传播资源的能力,激活了个人曾经被湮没的信息需求和偏好,激活了个人闲置的微资源;社交媒体也促进了关系的连接。这意味着个人的激活和关系连接将促使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体育传播理想具有了实现的现实条件和可能。
1986年安徽省第六届运动会第四名奖牌
5、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
传播学本身就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计算机和大数据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传播学的文理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体育传播学研究在吸取母学科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之上,还需不断开阔视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和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语言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保持紧密互动,甚至可以从信息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中寻找富有启发的研究方法。
安徽省蚌埠专员公署运动会奖牌
传统的传播学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实验法重视因果关系的挖掘,追求研究的精确性以及理论的建构和解释,随着眼动仪、脑电仪在实验法中的运用,突破传统的实验法依赖量表完成实验的局限;内容分析重视对文本的研究,可以嵌入社会网络分析等其他研究方法;民族志、深度访谈等质化研究方法注重个案和个体经验的剖析和深描,为理论建构提供基础。基于数据挖掘的大数据分析方法除了追求数据信息的丰富,还要注重描述数据本身呈现的相关关系。变量关系来源于行为数据,而非预设。学术研究中即使不做因果关系推理,也可以建立数学模型,有利于拓展和深化研究的领域和问题,为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工具。
1956年蚌埠市第六届体育运动大会第一名奖牌
学科发展需要具体研究问题的引领,对未来体育传播研究议题进行讨论会更有助于体育传播研究的开展。根据中国面临的社会现实、媒介环境、体育生态,本文提出了未来几年中体育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和议题。
1953年蚌埠市第四届人名体育运动大会第二名奖牌
1、体育IP的传播
研究体育IP位于上游,对整个产业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体育IP的稀缺性源于其培育周期长、生命周期长、收入稳定、辐射面大等特点。目前国内对体育IP的研究主要在描述体育IP的特征、类型、发展现状等问题。从传统赛事转播权发展历程看,只有当媒体为体育IP付费的时候,体育的IP价值才能最大化,但是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发达以及传统媒体对体育赛事开发的介入,媒体在赛事IP中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义。价值观是国家和民众的集体呼唤。优质的赛事、体育组织与体育明星共同构筑了体育IP的核心。然而,无论是赛事、还是体育组织的运营,或者是体育明星形象都与体育IP的价值观相勾连。
1955年安庆市第三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第四名奖牌
随着中国消费升级的加速和互联网迈入成熟期,网民对更高品质的精神文化追求会日益强烈,国家政策也特别注意价值观的引导。在现代社会中,不同的体育IP可以挖掘和建立不同的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具有普遍价值特征的思想观念可以与目标消费者产生良性互动。运动员是赛事IP价值观的最好载体,运动员的个人成就、市场价值、性格特征、人格魅力、社交媒体表现行为对促进体育IP价值实现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1964年合肥市三届运动会纪念章
在体育IP的价值及价值实现上,创意传播管理将是一个具有指导性的理论。创意传播管理(CCM)是在对数字生活空间的信息和内容管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传播管理观念,对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颠覆和革新。
1956年合肥市体育运动竞赛第一名优胜纪念章
互联网构筑了新型的数字生活空间,企业的数据挖掘分析、信息汇集反馈、内容生产交流以及企业决策支持都是基于互联网技术而进行,体育组织也不例外。“在数字生活空间中,传统营销传播环境中的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转变为生活服务者和生活者的关系,这种变化导致了营销传播模式的革命,营销进入创意传播管理时代。
1955年安徽省徽州区中等学校学生运动会优胜纪念章
2、网络赛事直播与体育赛事解说
研究体育赛事直播指的是从比赛现场获取以影像和声音为基本形式的即时视频信号,并加入解说、单边采访、演播室访谈的媒介体育形态。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技术和媒介形态的改变到底如何影响了体育直播的形态却是一个值得去研究的问题。在赛事直播中占有核心地位的人物是体育主播以及体育主播实施的解说行为。针对体育解说在体育赛事转播中的特殊意义,美国学者卡特里奥娜·希格斯和卡伦·韦勒曾有过精辟地描述:“体育赛事转播的话语权力,可以通过解说员远远超乎对赛事本身的叙述性报道的话语充分体现出来。因此,近30年来,关于广播电视体育的国际传播研究,许多学者仅是对广播和电视体育解说展开了话语或内容分析,然而在体育IP日益繁荣的社交媒体时代,由于解说场域的变化,网络体育赛事的解说无论是在主播还是语言表现上都呈现出极大的独特性,体育解说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1954年穆棱县庆祝十一体育大会奖牌
2013年出版的《体育解说论》“从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现象学、美学等视角对体育解说进行了阐释,然而以章鱼TV为代表的自媒体直播平台的出现、专业网站上点对点的直播服务等使体育解说爱好者们拥有了在公共媒介平台上发声的机会和权力,自媒体体育解说呈现出专业化、小众化、碎片式、去中心化等特征无疑是对传统的广播电视体育赛事解说模式的解构。
1960年哈尔滨市体育先进奖牌
自媒体平台形成的多主播解说模式,真正实现了一场多声、受众分层的理念。在体育解说场域,影响体育解说的重要因素包含了文化资本、专业技能与影响力。“体育文化资本主要是指背景知识、文化常识和体育思想;专业技能资本主要是指解读比赛和话语表达的能力;传播影响力主要是指解说员通过一次或多次解说实践形成的社会影响。
1956年哈尔滨市武术馆联合会赠奖牌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在体育解说研究的引入,有助于提升该研究领域的学理性,而不是仅仅将体育解说研究停留在简单描述的层面。此外,福柯的规训理论、布鲁默的互动理论、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都可为新媒体时代不同运动项目的体育解说以及体育主播的身份、表演、话语形式以及与球迷的互动研究提供理论工具,此外,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和于埃利亚斯的游戏模型,这也为体育赛事直播的阐释性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路径。
1955年海伦县第二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第一名奖牌
3、电子竞技研究
在2017年10月29日于瑞士洛桑举办的国际奥委会(IOC)第六届峰会上,国际奥委会经过讨论最终同意将“电子竞技(esport)视为一项运动,标志着电子竞技的发展步入一个全新的转折点。
1963年北安市国防体育运动大会奖牌
2017年11月,腾讯举办的数字体育全球峰会,使我国首次聚焦数字体育发展,开始关注电子竞技的体育化之路。在我国,虽然中国传媒大学和浙江大学分别已经开设了“数字游戏设计专业和“计算机游戏程序设计课程,但是国内对电子游戏的系统研究才刚刚起步。
1954年哈市职工体育运动大会奖牌
2018年国内有两个学术期刊不约而同地开设了电子游戏和电子竞技研究专栏,专门组织稿件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电子竞技(游戏)玩家、电子竞技(游戏)的媒介镜像进行了分析,《电子竞技的“名与“实》是国内首篇从词源学的角度讨论电子竞技概念的文章,该文追溯了电子竞技概念的产生与发展、电子竞技在游戏层面与体育的关系。
鸡西矿务局小恒山矿生产运动会奖牌
2014年国内首部关于游戏的专著《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出版,该书引入了符号学理论,在游戏的定义、游戏研究框架的构建、游戏内涵与外延的廓清以及消费社会视域下对游戏文化进行了思考。本书为我国游戏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该书在游戏叙述机制中提出的“拟真与叙述“底本与述本“演示性叙述和“作为互动叙述的游戏为电子游戏文本提供了分析路径。当然,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对电子游戏展开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路径,对电子游戏者从个人画像、动机、尊严研究以及群体结构、群体关系以及互动等视角展开的研究丰富了该门类研究工作的深入。从沉浸的角度来理解电子游戏对玩家的影响是电子游戏研究的一个面向。
1958年哈市游泳跳水锦标赛第三名奖牌
作为一名研究者,既不能紧跟时代潮流,但也需要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关注,不能因为电子游戏的游戏性而遮蔽了对这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探究和思考。当然,电子游戏与电子竞技研究的合法性、基本研究框架和路径需要学者们进一步探讨。
1958年齐齐哈尔市综合体育运动会第二名奖牌
4、体育迷群研究
美国的体育与传播研究在进入21世纪以后,逐渐扩展到了体育组织传播、体育人际传播、体育群体传播领域,体育迷群研究逐渐成为体育传播研究的重点。通过对西方体育传播研究成果的统计发现,体育迷群研究在近5年占据了体育传播研究总量的8.7%,“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由瑞典人罗伊·克罗威尔和索雷·洛克斯沃德主编,以欧洲学者为主体完成的论著《我们热爱互相憎恨:媒介化足球迷文化》,该研究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解构了体育迷群,是一个兼具深度和广度的研究。美国学者大卫·苏特拉则从电子媒体时代体育迷的特征出发,对2.0时代体育迷在社交媒体的表现展开了研究。
1958年齐齐哈尔市综合体育运动会第三名奖牌
国内关于体育迷的研究始于1993年《体育迷暴力行为之心理初探》,该文探讨了困扰体育发展和扰乱社会安定的因素。此后不多的研究集中在足球迷文化、体育网络舆情对球迷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体育迷的身份认同维度研究》一文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体育迷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58年齐齐哈尔市综合体育运动会第一名奖牌
在体育虚拟社群研究中,有启发性的研究来自罗昕的研究。他以广州两个跑群为例,分析了虚拟社群信任网络的生成与维系,该项研究第一次在体育虚拟社群研究中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法,使体育虚拟社群的研究不再停留在描述层面,而具有了更富有启迪的结论。其他体育迷群的研究因为方法的缺失,对体育虚拟社群的研究也仅仅是描述,尚未获得有价值的结论。
1953年牡市篮球比赛大会三等奖牌
数字社会的变革经历了传播方式变革、生活方式变革及生产方式变革三个阶段,互联网时代的消费者被重新定义为“生活者,每个人都具有丰富的维度,智能手机的普及、人类交往方式由面对面转向社交媒体化、在线化、虚拟化,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传统社群由线下向线上扩展,人们获取信息、分享经验、建立人际关系、实现互动与认同的空间也从传统的社群转向了虚拟社群。探索虚拟社群中的体育迷群、虚拟迷群的结构、社会资本、社会心理、社会交往等主体性研究以及体育迷群对体育新闻报道、赛事直播、体育媒介产品的生产甚至体育运动的影响等外展型研究都将是体育迷/虚拟迷群的重点。
1954年哈尔滨铁路职工第二届体育检阅大会二等奖牌
从对体育虚拟社群的研究中,常用的方法是虚拟民主志法、访谈法、社会心理理论、社会关系分析和扎根理论,另外从性别文化的角度考量体育虚拟社区中的交往行为也会是一个有趣的研究方向。
1957年佳木斯纺织厂球类比赛大会奖牌
5、现代体育国际传播研究
现代体育的魅力在于其可以跨越信仰、种族和地域,容易达成一致认同,具有影响面广、彼此沟通无障碍等特点。国际体育组织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活动开展频繁。萨马兰奇先生在描述人类的共同语言时,将现代体育列为其中5种共同语言之一。新世界主义是现代体育的国际传播中需运用的哲学思想。新世界主义来源于世界主义(cosmo鄄politanism)。在当今全球化理论分析中,世界主义常常应用于与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对话中,或者用于质疑国际关系中存在的他者化、次级化的非对称性秩序。
1954年哈尔滨铁路职工第二届体育检阅大会四等奖牌
维托维克和科恩认为,“‘世界主义爷如今在实际运用中已被加上诸多复杂意涵:它既牵涉全球民主与世界公民身份,也被用来探讨现代跨国社会运动之间联系的可能性;它既指代一种挑战传统归属感与认同感,利益交叠的后身份政治(post-identitypolitics)以及多元异质的公共性,也可形容特定社会文化过程或个人行为、价值与倾向。世界主义概念在不同文化场域中也有不同的阐释,这些相异阐释加剧了概念本身的多维化,“使得其成为一个并非能够清晰可辨的主题。
1953年齐市第二届职工四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第三名奖牌
在国际传播领域,邵培仁等学者认为,“通过突破国族中心主义与带有排他性色彩的多元文化主义限制,世界主义成了一种理解国际传播活动值得考量的中间路线。体育是一个国家的名片,这已经成为体育界的共识。
1953年佳木斯市体育会第二名奖牌
自1984年中国奥运代表团重返奥运大家庭以后,体育就与我国的国家形象紧密相连。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关于体育与国家形象的研究从有到无,体育形象与体育文化、国家形象关系的研究、重塑中国体育形象的路径、运动员形象研究和中国体育形象认知研究是体育与国家形象研究的重点。
1953年佳木斯市体育会第一名奖牌
有研究者通过对国内外媒介体育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和框架分析了解中国体育形象和中国国家形象,也有研究者通过对留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中国体育形象的认知也是研究的一个面向。
1953年哈市府职工第三届春季体育大会奖牌
此外,在体育与中国国家形象研究中也包含了体育组织形象传播、体育代表团形象,竞技体育形象建构和社会体育形象等。然而,目前开展的大多数研究都属于应然性研究,从命题到结论多属于不证自明的范畴。且论述中的口号多,缺乏理论的解释、推演和充足的资料的运用。“近乎于一场早已限定好逻辑分析策略的文字游戏。
1960年哈市高校田径运动会第二名奖牌
其次,重复性研究多,研究中提出的结论大而空洞,不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可操作性。此外,这些研究基本将体育理解为一个固定的概念,而失去了对鲜活的体育实践的理解。
1957年哈市中等学校田径运动会奖牌
6、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播研究
与现代体育的国际传播不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播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采用Citespace芋的计量法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成果的统计显示,“民族传统体育的国际化传播是民族传统体育的5大研究重点之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载体,我国目前有名字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600多种,这些特征鲜明的传统体育活动是各族人民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文化氛围及其生产生活方式中创造、发展和提炼出来的,具有特定民族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特征。
鸡西矿中体育运动会第二名奖牌
1974年黑龙江省体育运功会第四名奖牌
然而并非所有的民族传统体育都是运动项目,都具有竞技性,有部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带有身体运动特质和表演性的游戏或礼仪,如胡小明等通过对“独木龙舟文化圈的田野调查,发现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舟并不具备强身健体的效果,应被视为“具有独立民族个性及巫术礼仪性的游戏竞技文化遗存。
1959年黑龙江省庆祝国庆十周年体育运动大会第一名奖牌
此外,通过对国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的梳理发现,该研究领域大都将“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固定概念来使用,而非是有差异性的集合概念,从而忽略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多样性及其每种项目产生的社会背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1959年黑龙江省庆祝国庆十周年体育运动大会第六名奖牌
只有从具体项目入手,才会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有客观的落脚点,也才会使研究从宏观层面的归纳整理转向微观层面的剖析细究。这样的研究才能有助于从本质上揭示不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生成、传递、流变的轨迹及文化意蕴。正确认识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才能纠正部分试图将所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竞赛化、科层化的意图,实现对这些游戏和仪式的话语和象征意义的解读,而这恰好是体育传播研究者的使命。
1960年黑龙江财贸部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竞赛运动大会奖牌
目前国内对民族传统体育传播的研究常常将传播等同于大众传媒,强调其被广而告之并被接受的传递意义,如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者一提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播想到的就是媒介应该大力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最普遍的看法是“新兴的、富有感染力的媒体在(民族传统体育)传播中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1958年黑龙江省水上运动大会第二名奖牌
从媒介生产理论看,媒介组织对媒体生产的影响表现在组织的目标、分工、权力结构、无形政策以及惯例等方面。在生产目标上,中国的大众媒体通常被认为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媒体的报道大多是宣传功能,当体育运动对社会的影响不足以达到政治动员的层面时,大众媒体难以将民族传统体育自动纳入宣传范围。
1982年黑龙江省第五届运动会第一名奖牌
此外,大众传媒也是经济实体,有其独立的经济诉求,当体育运动的传播价值不足以为大众传媒获得更多的收视率和广告,大众媒体没有义务为此买单。在传播学发展史中,传播被赋予了丰富的涵义,无论是互动沟通话语,还是游戏仪式话语都可以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有说服力的阐释。
1982年黑龙江省第五届运动会第二名奖牌
民族传统体育传播的研究迫切需要转换研究范式,传播学的现象学传统、文化批判传统也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及现代化转型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民族传统体育对外传播在宏观层面上涉及对国际政治关系、不同国家政治经济状况的把握、不同民族的社会结构的了解,在微观层面,则是一个“跨语际实践的问题。中国应当为人类的和平与共同繁荣做出新的贡献,其理想目标不是重建昔日的“中华帝国,也不是跻身新的“霸主之列,而是从根本上促进人类走向公正与和平。中国建立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和在全球战略中实施的新世界主义均需要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现代化转型以及对外传播研究重新更新话语体系。
1964年黑龙江省第二届体育运动大会第四名奖牌
7、媒介体育的变迁与社会记忆研究
埃尔认为“在当代社会,记忆的范围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记忆通过各种媒体以各种形式不停地传播和‘旅行爷,并且不停地在时间和空间中被转换、重构。形塑记忆的方式是记忆研究的内容之一。国家权力对记忆承载者的日常生活具有个人无法逃避的、广泛的渗透性,个体或群体可以认同或反抗国家对记忆的塑造,但都无法无视一直在场的国家权力对个人记忆有形与无形的干涉。
1964年黑龙江省第二届体育运动大会第一名奖牌
国家权力在制度层面对体育的规范,社会精英在实践中对体育的传播,大众媒介通过语言,图片以及影像对体育的叙述影响和决定了我们今天的体育观念和对体育的认知。“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运动让生活更美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更高更快更强等体育口号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记忆。
黑龙江省第三届运动会运动员证章
在我国体育史的书写中,从社会制度层面上对体育的记录可以看作是国家权力的在场,但是在底层记忆中,体育的记忆一定有另一番景象,他们可能不是存在于新闻报道中,也不是金牌得主的经历,而是普通人的身体及情感体验。记忆的记忆是社会记忆的研究第二个重要内容。
松江省第二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优胜纪念三等奖奖牌
媒介是记录记忆的重要手段。20世纪以来,由于大众媒介特别是电视的介入,体育赛事成为了媒介事件,从而被视为是仪式性的政治。付晓静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中的体育话语分析,在梳理中国体育如何从东亚病夫迈向体育强国的集体记忆中,揭示了媒介体育传播民族主义话语的策略:为国争光的叙事框架、国家战争的隐喻和民族复兴的寓言。
黑龙江省体委赠-破纪录奖牌
黎莎认为,当代中国奥运新闻传播的主要话语问题是意识形态化与狭隘的民族心理倾向。对体育、媒介体育与社会记忆研究最常用的方法是符号和文本分析。“文本分析主要是通过对文本(符号、话语等)的分析,来挖掘文本本身所蕴含的语义特质及其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分析的对象可以是影视作品中的事件场景、人物的服装、表情,道具等等,小说中的文字、插图等等。
松江省第二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优胜纪念一等奖奖牌
西方学术界大部分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都是基于不同历史时期文本(如报纸、出版物、个人的日记,甚至电影或新媒体等)的分析来解释记忆的发生和延续机制。
松江省第二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优胜纪念二等奖奖牌
在中国的社会记忆研究中,王汉生和刘亚秋对知青文学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文本分析的运用。熊志冲在20世纪90年代就采用文本分析分析了“文学中的武术世界,这项研究至今都具有相当大的范式效应。
1951年哈市大中学生秋季体育大会二等奖牌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把文化界定为三种形式:“一是‘理想爷的文化定义,即认为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二是‘文献爷式定义。根据这一定义,文化是知性与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第三种是“社会式定义,即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些描述不仅表现为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表现为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
黑龙江省职工篮球分区赛第二名奖牌
体育、媒介体育与社会记忆的研究属于体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对社会记忆的研究为体育、媒介体育与社会记忆的研究提供了支点和路径。
1954年鹤岗矿工体检大会
8、体育新闻传播史研究
从20世纪中国体育新闻发端以来,体育新闻的发展已经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在近100年的时间中,体育新闻的形态、体育赛事传播的媒介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所有的新闻门类中,没有哪一类新闻像体育新闻这样具有报道范式的独特性、报道群体的广泛性,体育记者、体育解说也是新闻领域中的专业人士。
1960年体育先进奖章-哈市市体委教育局总工会团市委奖
记录、梳理这个行业的发展变化及其与社会生态的关系、体育新闻传播者群体的角色演变、专业要求可以填补这个行业的空白。《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百年回顾与展望》是国内最早研究体育新闻传播史的文献,该项研究将我国近百年的体育新闻传播的历史“分为诞生、起步、复苏、发展4个阶段,该文献分析了每个阶段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发展的社会背景,揭示不同发展阶段体育新闻传播的特征及其对体育运动发展的促进作用。
1953年鹤岗市职工体育检阅大会第一名奖牌
对体育新闻发展历史进行详细论述的是《中国体育新闻传播史论》。全书将中国近代体育新闻传播看成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从而将其置身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考察,并对中国近代体育新闻传播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此外,《体媒人物———新中国体育新闻理论口述史(上、下)》则以采访口述资料的方式,收录了建国以后50位体育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成长的经历和新闻故事。
1954年哈尔滨铁路职工第二届体育检阅大会三等奖奖牌
在体育新闻史研究上,《<申报>(1872-1949)体育报道研究》对77年《申报》的报道进行了史学意义上的系统总结与历史分期。该项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描述和概括体育新闻报道的特征,而是为了寻找《申报》体育新闻报道对于当今体育新闻传播的现实意义[30]。《1990年代以来媒介体育传播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以时间顺序对中国1949年以来媒介体育传播中民族主义话语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中国体育的媒介镜像:叙事学视角下体育报道的话语变迁》对建国以来国内体育报道的叙事文本进行文本分析,这也是从媒体的视角反观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的著作,也具有新闻史价值。在体育影视传播领域中,《体育影像传播———百年中国体育电影研究》聚焦近百年中国体育电影100余部体育故事题材影片,分析中国体育影像的历史沉浮和五次高潮及其时代背景和特点。
1964年黑龙江省第二届体育运动大会第六名奖牌-黑龙江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体育新闻传播的历史就是社会发展的历史,是新闻的科学史,对该领域的研究值得继续。
剑桥大学塞尔温学院院士,知名社会学家帕特里克·贝尔特指出,“21世纪初的世界非常不同于仅仅一代人以前人们习惯的世界......知识分子不得不去理解一个变迁中的世界。当前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改变了传播学研究的宏观背景,而“互联网+与自媒体的兴起、研究范式的转换以及我国体育事业的新变革更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带来了体育传播学研究中的诸多新鲜议题。新问题的不断涌现是推动学科发展、保持学科活力的内在保障。一个学科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持续丰富自身知识体系,完善学科理论架构。体育新闻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研究基础还很单薄。从这个角度看,提炼和评析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能够进一步扩充学科内的问题域,推动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持续深入。希望本研究能够为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共同体开展研究提供指引与启示,为学科的健康发展做出一点贡献。（郭摇晴、李平平）